誰能成為律師？關鍵在於篩選何時發生

資料來源：由ChatGPT繪製

在香港的法庭上，大律師仍然戴著假髮出庭。這項源自英國普通法的傳統，象徵著制度的延續與權威。對許多正在考慮進入法律行業的年輕人而言，真正帶來壓力的，或許不是這頂假髮，而是通往律師之路的那道窄門：法學專業證書課程(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, PCLL)。

真正的門檻，不是學位，而是PCLL名額

在香港，成為律師從來不是一場單純的考試，而是一套被制度精心設計的篩選機制。法學士(LLB)或法律博士(JD)只是起點，關鍵在於畢業後能否進入作為職前專業訓練的PCLL。由於名額有限，且在實務上往往由本地LLB或JD的優秀學生所囊括，PCLL逐漸形成一種近似「內部升學」的篩選結構。對於未能進入這一體系的人而言，即使完成法律學位，仍可能被排除在專業入口之外。

香港的法律之路，是層層篩選的制度

即使完成PCLL這一階段的專業訓練，仍需經歷兩年的見習制度(training contract)或大律師實習(pupillage)，才能正式執業。這代表香港的法律專業養成，是一個由多重關卡構成的篩選過程，每一個階段都在重新分配機會與資源，決定誰能繼續留在這條路上。

台灣的篩選機制，其實只是延後發生

這種制度設計，與其他地區形成鮮明對比。例如在台灣，成為律師主要透過專業資格考試決定。考生在通過兩階段考試後，仍需完成律師職前訓練與實習方能正式執業，但整體而言，制度的主要篩選仍集中於考試本身，因而相對透明且可預測。然而，這種「考試定江山」的模式，也意味著篩選被集中在考試之前。進入市場之後，競爭並未結束，反而轉移到職場本身。通過考試，並不代表已被專業體系接納，後續的實習與就業機會，仍需在市場中重新競爭取得。

關鍵差異不在於制度形式，而在篩選時點

換言之，兩地的差異不僅在於制度形式，而在於篩選機制的配置方式。香港將風險前置，在進入市場前就篩選大多數人；台灣則相較開放，讓更多人取得資格，但競爭並未減少，只是被延後。

兩種競爭，兩種邏輯

這樣的差異，也體現在專業分工的時間點上。香港在實習階段開始分流為大律師與事務律師，形成「先分流、再競爭」的結構；台灣則採律師一體制，分工多在進入市場後逐漸形成，屬於「先競爭、再分流」。

不同制度，意味著不同的職涯風險

從結果來看，兩種制度各有其代價。香港的制度提高了進入門檻，使職涯路徑在某種程度上更具可控性，但不確定性也被提前集中；台灣則提供較為開放的進場機會，但後續的競爭壓力，則在進入市場之後才逐漸顯現。

回到那頂假髮，它或許象徵著普通法的歷史與延續，但對當代法律人而言，更值得關注的，或許不是形式是否改變，而是制度如何在不同階段，決定誰有機會進入這個專業。

我在TEDx台大看到的：你要如何定義人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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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中的這場TEDx台大年會，以「輸入中(Typing)」為主題，象徵人生不必一開始就確定，而是在行動中不斷修正。這樣的觀點，剛好與我近年持續關注的議題高度重疊。

• 留白，不是停下來

第一位講者馬它(Mata Chan)，用自己的經歷重新定義了「留白」。從醫學工程轉向行銷，再到離開職場、旅居各地，每一格空白，都在為下一步做好準備。

留白，在他看來並不是落後，反而是在替未來保留選擇權。

• 真實，不是風格

Lumos完全不用投影片，只用故事。從模仿社群穿搭，到透過一個顏色找到自信，她慢慢建立出一種能力： 用自己的方式，去看世界。

她沒有否定社群，而是指出一個更深的問題：當我們用別人的標準定義自己，其實是在放棄自己看世界的能力。

• 破框，不只是離開

Elisa談的是「破框」，她隨後補充：破框最難的，不是離開(體制)，而是不退回去。

在既有的價值秩序中，我們被以一套世俗框架衡量：成績、KPI、社會認可。但真正困難的，是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，仍然選擇自己相信的價值。

• 覺察，不是修正

蘇絢慧心理師用一句話開場：「原來他沒有真正活過。」這句話的重量，不在於個案，而在於它照見了很多人的狀態。她指出，問題不是我們做得不夠好，而是我們一直在批判自己。

當一個人始終活在比較與輸贏裡，就很難真正理解自己。 與其修正自己，不如先停止否定自己。

• 轉彎，不是否定

懶惰熊則用「彎路」來形容自己中文系念了兩年，轉到經濟系的學習歷程。後來回頭才發現，中文系給了她表達能力，經濟系強化了市場直覺，最後交織成她在自媒體經營與創立實習通的能力基礎。

她讓「轉彎」這件事有了不同的意義：轉彎，不代表否定過去，而是讓過去換一個合適位置繼續存在。

• 無用，只是暫時的誤判

知名YouTuber也就是HowHow的故事，幾乎是對「效率至上」的一種反擊。他準備多時的交換學生計畫延後，卻無意間發揮了拍影片的專長。退伍前拍的影片爆紅，也成為後來職涯的重要轉折。

這些看似「偏離正軌」的時間，在當下都不被視為有效投資。但回頭看，正是這些不被計算的時間，構築了他真正的能力。這其實反映一個問題：我們所謂的「有用」，究竟是誰定義的？

這六位講者談的不是成功，也不是選擇，是定義權。

當這個定義權不在自己手上時，即便看起來在選擇，也只是沿著別人設計好的軌道前進。真正的轉變，不是做出更好的選擇，是你開始決定，什麼才值得。

為什麼企業會選擇點一盞「昂貴的太歲燈」？

資料來源：由ChatGPT繪製

在通訊產業裡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。

多數手機廠其實不會、也不太可能逐件剖析高通手上那成千上萬件專利究竟有沒有侵權。

因為作業成本太高，而且風險本身，也未必可被清楚界定(侵權判斷，本就存在灰色地帶)。

所以最後的決策很簡單：

不是「我有沒有侵權」，而是「我承不承受得起被告」。

於是多數公司選擇付授權金，換來一種確定性。

法律上，這叫做風險管理。 

經濟上，這叫降低交易成本。

但用更直白的話說，這比較像是在點一盞「昂貴的太歲燈」。

你未必真的明瞭所有風險，但你知道，不點的代價可能更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