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nVIDIA到英特爾，用人哲學其實是風險配置

資料來源：由ChatGPT繪製

最近看到兩則關於半導體公司的管理新聞，放在一起看特別有意思。一則是黃仁勳談nVIVIA為何廢除末位淘汰制；另一則是陳立武接任英特爾後，要求晶片設計團隊建立更嚴格的「一次成功」文化。表面上，這彷彿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管理風格：一邊選擇保護失敗，另一邊強調結果責任。但如果只用「有人性」或「很嚴苛」來理解，反而會忽略真正的重點。管理制度從來不是道德表態，而是企業在特定階段，對風險所做的配置。

黃仁勳的邏輯，本質上是保護創新風險。nVIVIA曾經也採用績效排名與末位淘汰，但最終選擇放棄。因為在高度創新的組織裡，績效不佳未必代表能力不足，反而可能是員工選擇挑戰更困難、更不確定的問題。如果每一次失敗都被咎責，久而久之，便會形塑出風險趨避的組織文化。大家寧可選擇安全、好交差、容易被量化的工作，而不是投注那些可能改變未來的探索。對nVIVIA這樣的進攻型公司來說，最危險的不是失敗，而是失去探索未知的能力。

但英特爾所面對的，是另一種類型的問題。陳立武要求晶片設計在早期版本就達到更高標準，背後不非單純的高壓管理，而是對工程紀律的重建。英特爾過去的困境，不只是技術進展落後，而在於產品開發時程、驗證品質與市場承諾之間出現落差。當一家公司反覆延遲、反覆修正、反覆重工，失敗就不再只是創新的代價，而會開始侵蝕組織的競爭力。這時候，管理者要處理的不是「如何鼓勵冒險」，而是「如何讓人重新對結果負責」。因此英特爾當前推動的，更像是一場以紀律為核心的修復工程。

所以nVIVIA與英特爾的差異，不在於誰比較仁慈，而在於它們面對的風險截然不同。nVIVIA怕的是創新被績效制度扼殺；英特爾怕的是執行失控被文化合理化。前者選擇保護失敗，因為失敗是探索未來的必要成本；後者則選擇將螺絲鎖緊，因為失敗早已源於流程的鬆動。真正值得思考的是：任何管理制度，都不能脫離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來評價。對進攻者而言，過度紀律可能壓抑想像力；對重整者而言，過度寬容則可能延續失控。

管理的本質，往往不是善待或淘汰人才的二擇一，而是判斷此刻的組織，最需要承擔哪一種風險，又最不能再承受哪一種代價。

誰能成為律師？關鍵在於篩選何時發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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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的法庭上，大律師仍然戴著假髮出庭。這項源自英國普通法的傳統，象徵著制度的延續與權威。對許多正在考慮進入法律行業的年輕人而言，真正帶來壓力的，並不是這頂假髮，而是通往律師之路的那道窄門：法學專業證書課程(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, PCLL)。

真正的門檻，並非學位，而是PCLL名額

在香港，成為律師從來不是單一考試的結果，而是一套被制度精心設計的篩選機制。法學士(LLB)或法律博士(JD)只是起點，關鍵在於畢業後能否進入作為職前專業訓練的PCLL。由於名額有限，且多數由本地LLB或JD的優秀學生所囊括，PCLL逐漸形成一種近似「內部升學」的結構。對於未能進入這體系者而言，即使完成法律學位，仍可能被排除在專業入口之外。

香港的法律之路，是持續淘汰的過程

即使完成PCLL，仍需再經歷兩年的見習制度(training contract)或大律師實習(pupillage)，方能正式執業。換言之，香港的法律專業養成，是一連串持續篩選的過程，每一個階段都在重新分配機會，決定誰能繼續前進。

台灣的篩選機制，其實只是延後發生

相較之下，台灣採取不同的制度邏輯，成為律師主要透過專業資格考試決定。考生在通過兩階段考試後，完成律師職前訓練與實習，即可取得執業資格，制度門檻相對透明且標準一致。然而，通過考試僅是起點，真正的分流與競爭，往往發生在進入市場之後。

關鍵差異：篩選發生的時點

因此，兩地差異的核心，不在於是否存在篩選，而在於篩選發生的時點。香港將風險前置，在進入市場前即進行嚴格篩選；台灣則讓更多人取得資格，將競爭延後至職涯初期。

兩種競爭，兩種結構

這樣的差異，也體現在專業分工的時間點上。香港在實習階段就分流為事務律師(Solicitor)與大律師(Barrister)，形成「先分流、再競爭」的結構；台灣則採律師一體制，分工多在進入市場後逐漸形成，屬於「先競爭、再分流」。

不同制度，不同風險配置

從結果來看，兩種制度各有其代價。香港提高了進入門檻，使職涯路徑在某種程度上更具可預期性，但不確定性也被提前集中；台灣則提供較為開放的進場機會，但競爭壓力則在取得資格後逐步浮現。

回到那頂假髮，它或許象徵著普通法的歷史與延續，但對當代法律人而言，更值得關注的，或許不是形式是否改變，而是制度如何在不同階段，決定誰有機會踏進這個專業。

我在TEDx台大看到的：你要如何定義人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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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中的這場TEDx台大年會，以「輸入中(Typing)」為主題，象徵人生不必一開始就確定，而是在行動中不斷修正。這樣的觀點，剛好與我近年持續關注的議題高度重疊。

• 留白，不是停下來

第一位講者馬它(Mata Chan)，用自己的經歷重新定義了「留白」。從醫學工程轉向行銷，再到離開職場、旅居各地，每一格空白，都在為下一步做好準備。

留白，在他看來並不是落後，反而是在替未來保留選擇權。

• 真實，不是風格

Lumos完全不用投影片，只用故事。從模仿社群穿搭，到透過一個顏色找到自信，她慢慢建立出一種能力： 用自己的方式，去看世界。

她沒有否定社群，而是指出一個更深的問題：當我們用別人的標準定義自己，其實是在放棄自己看世界的能力。

• 破框，不只是離開

Elisa談的是「破框」，她隨後補充：破框最難的，不是離開(體制)，而是不退回去。

在既有的價值秩序中，我們被以一套世俗框架衡量：成績、KPI、社會認可。但真正困難的，是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，仍然選擇自己相信的價值。

• 覺察，不是修正

蘇絢慧心理師用一句話開場：「原來他沒有真正活過。」這句話的重量，不在於個案，而在於它照見了很多人的狀態。她指出，問題不是我們做得不夠好，而是我們一直在批判自己。

當一個人始終活在比較與輸贏裡，就很難真正理解自己。 與其修正自己，不如先停止否定自己。

• 轉彎，不是否定

懶惰熊則用「彎路」來形容自己中文系念了兩年，轉到經濟系的學習歷程。後來回頭才發現，中文系給了她表達能力，經濟系強化了市場直覺，最後交織成她在自媒體經營與創立實習通的能力基礎。

她讓「轉彎」這件事有了不同的意義：轉彎，不代表否定過去，而是讓過去換一個合適位置繼續存在。

• 無用，只是暫時的誤判

知名YouTuber也就是HowHow的故事，幾乎是對「效率至上」的一種反擊。他準備多時的交換學生計畫延後，卻無意間發揮了拍影片的專長。退伍前拍的影片爆紅，也成為後來職涯的重要轉折。

這些看似「偏離正軌」的時間，在當下都不被視為有效投資。但回頭看，正是這些不被計算的時間，構築了他真正的能力。這其實反映一個問題：我們所謂的「有用」，究竟是誰定義的？

這六位講者談的不是成功，也不是選擇，是定義權。

當這個定義權不在自己手上時，即便看起來在選擇，也只是沿著別人設計好的軌道前進。真正的轉變，不是做出更好的選擇，是你開始決定，什麼才值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