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棟樓開始都更了

資料來源：作者攝於台塑大樓舊址

這幾天經過台北長庚附近，台塑大樓已被白色圍籬整個圈起，起重機從裡面伸出長臂，在七月湛藍的天空下緩緩移動。我站在圍籬外拍了一張照片。據說，曾經的首富王永慶以前就住在頂樓。

2012年的7月16日，我正式在這棟樓開啟自己的專利職涯。當時這裡是業界口中的「敦北大所」，整層樓充滿西裝筆挺的法律專業人士、格式講究的文件與一絲不苟的流程，連空氣都自帶規矩。

我記得事務所五十週年慶在台大體育館舉辦，所長騎著獨輪車出場，滿場歡呼。一個人能在幾千名觀眾前騎獨輪車，靠的不只是平衡感，而是日復一日的練習與執著。那一刻，我看見專業與頑童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。

在那棟樓裡，除了平日朝九晚五的工作，也習慣下班繞去法蘭司，買一個剛出爐的炸彈奶酥。熱騰騰、香噴噴地捧在手上，走去捷運站，那幾乎是一天中最像自己的時刻。上班的我在一套嚴密的體系工作，下班的我，對於未來的走向仍感到混沌未知。旁邊的茹絲葵偶有合夥人招待客戶，牛排上桌時滋滋作響，是我第一次見識到「大人世界」的聲音。

後來事務所搬到東區的新大樓，我也在隨後離開了專利行業。而現在，連這棟樓本身，也正式走到拆除重建的時刻。

站在圍籬外，我想到「都更」這個詞其實很誠實。它不假裝舊的沒有價值，只是承認同一塊地，需要長出不一樣的東西。樓是這樣，行業是這樣，人也是這樣。

十四年過去了，地基還在。那棟樓教給我的嚴謹、對制度的敏感、把複雜事情講清楚的執念，全都還在，只是上面蓋的東西不一樣了。

有時候，拆除是一塊地對自己最誠實的表白。大樓拆得掉，那十四年前的記憶拆不掉。起點的意義，原來不是讓你永遠留在那裡，而是它給過你的東西，會跟著你去任何地方。

圍籬裡的起重機日夜運轉著，我知道以後這裡會站起一棟新的樓，用新的名字，裝進新的人。曾在裡面走動過的我們，也各自帶著那棟樓留下的底色，在城市不同的角落，繼續蓋自己的房子。

謝謝那棟樓，也謝謝2012年7月16日，那個什麼都不懂、卻願意推門而入的年輕人。

5年不間斷的《金剛經》：有些思念不會因為相隔兩界而中斷

本文獲邀刊載於「琅琅悅讀」(2026.06.14)  

資料來源：作者攝於淺草寺

自從五年前媽媽離開後，我養成了一個固定習慣。每天起床，喝完水，便拿起桌上的《金剛經》開始念，從第一品一路念到第三十二品。

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原本嶄新的經書，邊角都翻得泛黃磨損。其實，我也說不清楚念經的實際效果為何，剛開始只是想讓自己安心點，也總覺得應該為媽媽做些什麼。念誦的習慣，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持續下來。

每次到位於鶯歌的塔位看媽媽，都會先向地藏王菩薩合掌，感謝祂照顧媽媽，也向媽媽報告近況，同時告訴她，我們帶著豐盛佳餚來看她了。這些熟悉的味道，總讓我們覺得彼此仍有共通連結，也在想以媽媽的好客個性，應該會跟好朋友一起共享吧。

讓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媽媽離開後第一個中元節的一場夢。

那天凌晨，我夢到媽媽在家中的廚房做家事，氣色變得很好，並不像生病後那般虛弱。我感到又驚又喜，問她：「媽媽，妳怎麼好了！」

她很自然地回答：「運氣很好，遇到那個誰，把我的病全都治好了。」夢中的一切是那麼真實，好像她真的回來了。我還想多陪她一會兒，卻突然醒了過來。

睜開眼的瞬間，我才發現那只是一場夢，眼淚不受控制地流下來。

我已經不記得，上一次見到她完全沒病痛的模樣，是多久以前的事了。

當天早上，我們依原定計畫前往鶯歌，不忘帶著她最愛的永樂市場芋粿。

對於凌晨那場夢，自己其實在懷疑是不是思念太深，還是真的有所感應，我忍不住拿起筊杯向媽媽確認。然後，得到明確的聖筊。

那一刻，我整個安心許多，也願意相信，她真的過得比較好了。

那個夢距今已接近五年，而念誦《金剛經》的習慣仍在持續，有時因生活忙碌，只能在通勤的路上念，有時則中午飯後，趁著辦公室短暫安靜的片刻完成當天的功課。

我不確定經文能否真的傳遞到另一個世界，但這五年來，我慢慢明白一件事，有些思念，不會因為時間流逝而消失，更不會因為相隔兩界而中斷。

後來我覺得，念經這件事，比較像是一種陪伴 ，陪伴媽媽，也陪伴自己。

它未必是為了改變什麼，而是在日復一日的念誦之中，讓思念有所安住。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話，以及始終放在心裡的牽掛，都在一聲聲經文裡，慢慢沉澱下來。

《離開我的依賴》：關於身份依賴與自我價值

資料來源：作者攝於陽明交通大學神農坡

王艷薇Evangeline的《離開我的依賴》很奇妙，這首歌被很多人翻唱，艾栩、于文文、戴羽彤、苡慧都有各自的詮釋。明明同一首歌，每個人都唱出了不太一樣的依賴。但我越聽越覺得，它可以延伸到一件更普遍的事：我們都需要一個東西，才覺得自己存在。

這幾天在一個公開場合，我看到一位演講者在追問下顯得有些防衛。他的工作和我過去熟悉的領域很接近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他的報告是怎麼長出來的：未必是純粹從學術問題出發，而可能牽涉工作任務、機構需求、計畫脈絡、資料限制與產出壓力。可是現場有些聽眾不見得理解箇中脈絡，所以那些問題在他耳裡，或許不是方法上的追問，而像是在否定整件事的價值。

我當下可隱約感覺到，他放不下的，未必只是報告內容，而是報告背後那個專業位置。當別人問「為什麼這樣做」時，表面上是在問研究設計，實際上可能碰到的是：「你這幾年的工作到底有沒有價值？」這種問題一旦碰到身份，人就很難不防衛。

我也開始反思，若早些年有人質疑我的專利專業，我肯定會充滿情緒，甚至會像刺蝟一樣豎起防備。因為那時，我不是在保護一個觀點，而是在保護一個讓自己站得住的身份。專利師、智財專業、專利教育，這些東西曾讓我知道自己是誰，也讓我相信自己有某種獨特的價值。如果有人質疑它，我聽到的就不是「你的論點有問題」，而是「你這個人沒有價值」。

這就是身份依賴最危險的地方，它讓我們把工作成果和個人價值綁在一起，把一份報告、一個職稱、一個專業資格，和自我認同深度綁定。當它被肯定，我們就覺得自己存在；當它被質疑，我們就感覺自己被否定。

但後來，我慢慢離開了那個依賴。因為我開始明白：它只是我的一部分，不是我的全部。專利不是我必須防守到最後的城堡，而是曾經用來理解制度、權利、風險與商業敘事的入口。

人很需要身份，包括職稱、專業、機構、作品、學歷、資格，都是我們向世界介紹自己的方式。但如果我們太依賴它們，就會開始把發問當成質疑，把每一次修正都看成否定，把每一次失敗都解讀成「我不夠好」。

這時候，被騎劫的不是工作，而是自我價值判斷。

所以我現在聽《離開我的依賴》時，歌詞隱約勾勒出一個畫面：離開那個必須靠某種身份，才覺得自己存在的我。最難放下的，往往不是外界給我們的標籤，而是我們自己曾經那麼用力相信：少了它，我就認不得自己。

真正的自由，也許不是再也不需要工作、專業或肯定，而是有一天，當它們被質疑、被否定、被拿走的那一天，我們依然知道：那不是自我價值的全部來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