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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專利到決策失效

很多人以為, 失敗是因為做錯決策

但真正的問題是:你還能不能改

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

當 AI 訂閱費變成一種「香油錢」:你買的是答案,還是心安?

本文獲邀刊載於「經理人」(2026.09.15) 

資料來源:作者攝於誠屋拉麵

像一場預算審查會議上,面對主管對市場預測的質疑。提案者不疾不徐打開筆電:「我已經請AI跑過3種情境模擬,這是優缺點分析。」

這句話可能代表他確實完成了更多準備,也可能為了讓在場的人稍微放心。至於AI根據哪些資料、遺漏哪些條件,分析是否經得起查證,未必有人繼續追問。

「有AI幫我把關。」於是成了一種安心的理由。

當我們談論AI訂閱,通常會比較功能、速度與使用額度。但使用者願意持續付費的理由,也可能包括一件更難說出口的事:遇到不確定時,隨時有個對象可以問;做出決策前,可以再得到一次確認。

從這個角度看,AI訂閱有時像一筆新的香油錢。花錢未必保證結果,卻讓人覺得,自己已經為未知多做了一層準備。

當然,這個比喻有其界線。宗教涉及倫理與生命意義,AI則具備實際的資料處理能力。兩者唯一相似的,是人在面對未知時,試圖透過一套程序來安頓心情。

求職者可以請AI檢查履歷,追問錄取機率;轉職者反覆權衡留下與離開的利弊;提案者則不斷追問,直到分析看起來「足夠完整」。

這些過程或許能幫助釐清問題,但如果沒有加入新資料,也沒有檢查原先假設,反覆得到回答,是否真的增加了判斷依據?

有時候,改變最多的可能是我們的感受。

輸入問題、等待生成、閱讀分析、再次追問,逐漸形成一套熟悉的程序。每完成一輪,就像又多做了一次確認。然而,「已經問了很多次」與「已經掌握足夠證據」,中間仍有一段距離。

當信心取代查證


根據2025年微軟研究院(Microsoft Research)與卡內基美隆大學(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)的一項初步研究顯示,對生成式AI愈有信心的人,愈傾向於減少自我檢視與批判性思考。這項研究僅是問卷調查的相關性發現,不能直接推論AI會讓人失去思考能力。但它提醒我們:對工具的信任愈高,愈該問自己查核了多少。

AI的回答也不必斬釘截鐵,才會產生權威感。一份列出優點、風險與注意事項的分析,即使附帶許多條件,仍可能讓使用者覺得:「它已經替我想得很周全。」

保留條件本身是必要的審慎,更值得留意的是,使用者是否只記住支持自己選擇的部分,卻忽略那些還未被驗證的前提。當一段有條件的建議,被理解成對既定方向的背書,AI便在這次互動中取得了近似神諭的地位。

AI給了決策依據,但有人來確認品質嗎?


當我們花錢購買服務,會不自覺地增加對其建議的信任度。

更高價的方案如果提供適合任務的能力,當然可能值得購買。但從「這個方案功能更完整」,跳到「它對這件事的判斷應該更可靠」,仍然需要證據。付款證明我們取得了服務,答案是否適用,還要回到資料、推論與具體情境。

當使用者續訂的理由,逐漸從「它替我完成了哪些工作」,變成「如果沒有它,我會不會少一層保障」,AI消費就可能出現一種『安心經濟』:工具效益之外,持續獲得確認的感覺,也成了付費價值的一部分。

安心本身並沒有錯。能夠整理混亂的想法、減輕猶豫,原本就有價值。問題出在我們把情緒上的安定,當成風險已經降低的證據。

這種混淆一旦進入組織,影響可能更大。當「經過AI分析」成為送審的必要條件,卻沒有人確認品質,AI便可能被用來證明程序已完成。文件增加了,決策依據是否改善,反而不容易看清楚。

提案者覺得自己已經查核,主管覺得多了一道把關,團隊也更放心地往前走。但模型不知道的內部限制、不完整的輸入資料,以及沒有被提出的反對理由,並不會因為多了一份分析而消失。

AI分析後的 4 個必問問題


因此,個人與組織都需要更具體的使用標準。請AI分析之後,應該能說明:
  1. 它補上了哪些資訊?
  2. 哪些關鍵主張已查證?
  3. 還有哪些假設沒有證據?
  4. 如果出現什麼新情況,我們會改變決定?
訂閱是否值得,也可以用相同方式衡量:它節省了多少時間、發現哪些遺漏、改善哪些成果。這些都比「有它比較放心」更能支持續訂或升級的選擇。

AI可以幫助我們承受不確定,但使用它的程序,必須保留質疑與修正的空間。

「有AI幫我看過」之後,還應該接得上另一句話:「這是我查證過的依據,也是我願意改變判斷的條件。」

當這句話說不出來,再完整的分析、再昂貴的訂閱,都可能只是在替原本的決定,添上一筆香油錢。

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

誰還願意寫一本中文版教科書?

本文獲邀刊載於「信報教育」(2026.09.02) 

資料來源:作者攝於紀伊國屋書店梅田本店

偶然間因為公務,拜訪一位大學電機系教授。談話間,他忽然話鋒一轉,把話題導向一個看似普通的問題:大學上課使用的教科書,究竟是誰寫的?

以筆者的求學經驗來看,多半是國外學者,其中不乏該領域的權威。

這原本不是壞事,理工科知識具有高度國際性,使用英文原版教科書,可以及早接觸通用的專業語彙、理論與研究脈絡。許多經典教科書歷經多次改版,內容通常較一般教師自行整理的講義完整。

不過,教授真正想了解的,不是大學生為什麼要讀原文書,而是當本地學界與產業已累積大量研究及實務經驗,為什麼仍然很少有人把這些知識整理成一本書,交給下一代?

這番話使筆者想起自己的求學經驗。當年系上的必修課,幾乎都使用厚重的英文原版教科書。各科書名如今已記不清楚,唯獨有一本《機械材料》是中文書,作者還是系上的名譽教授。

年輕時的筆者並沒有覺得這本書特別珍貴,反而很自然地猜想,系上採用它,多少帶有「支持自己人」的意味。這只是當時身為學生的揣測,未必符合實際情況。不過,從大學一路念到博士,筆者幾乎未再見過必修課選擇本地學者撰寫的中文教科書。

一本中文版教科書的價值,不只是讓學生少查幾次字典。寫教科書也不等於把英文翻譯成中文,而是要重新決定一門學問的入口、次序與邊界:哪些觀念不能省略,哪些名詞應該如何解釋,該引用哪個本地的合適案例,幫助學生理解生硬的內容。

一篇論文通常把一個問題往前推進;一本教科書卻要把許多零散的研究成果與教學經驗,整理成讓初學者得以進入這門學問的知識體系。前者追求研究創新,後者處理知識傳承。

問題是,在現行的學術制度中,相較於可量化的論文、研究計劃金額與引用次數,寫教科書需要投入大量時間,成果卻不容易立即被看見。一本書寫完後還要持續修訂,否則很快便可能跟不上技術變化。能夠寫的人,往往也是研究、教學與行政工作最繁重的人。

於是,最懂的人不一定有時間寫;等到有時間,可能又缺少體力、編輯支援,以及「有人需要這本書」的感覺。許多知識最後留在教授的記憶、研究成果與個人經驗之中,隨着退休逐漸消逝。

這不代表大學應該全面改用中文教材,專業學習本來就需要跨越語言藩籬,學生也不宜失去直接閱讀國際文獻的能力。真正的問題是:除了採用風行全球的原文經典,我們有沒有能力把自己的經驗,也整理成下一代可以學習的形式?

多年後重新想起那本《機械材料》,筆者反而覺得,即使當年的選書確實帶有支持系內前輩的意味,也未必全然是壞事。因為這至少表示,當時還有人願意停下來,把自己理解的學問重新整理一次,替後來的學生鋪出一條路。

如果大學只獎勵走到最前面的人,卻很少獎勵願意回頭鋪路的人,那些在專家眼中不言而喻、對初學者卻無從得知的普通常識,便很難轉化為共同知識。長遠而言,流失的恐怕不只是幾本中文版教科書,而是一個社會讓專業經驗得以代代累積的能力。

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

AI教育下一課:學校還保有多少選擇?

本文獲邀刊載於「信報教育」(2026.08.12) 

資料來源:作者攝於新玉堂書局

近年來各地學校都在加速導入人工智能(AI),教師利用生成式AI製作教案、簡報,行政人員以AI處理會議紀錄,更有學校甚至把AI應用延伸到校務分析、課程規畫及學生自主學習。

如果幾年前的問題是「學校要不要使用AI」,那麼在AI進入教育現場後,這個問題已逐漸失去討論的意義。真正值得討論的反而是:當AI從偶爾使用的工具,逐步成為學校日常運作的一部分,我們是否也陷入另一種新的依賴?

問題未必出在AI本身,許多學校往往在工具快速增加之後,才開始思考系統之間是否互通、學生資料能否轉移,以及若未來想更換系統,究竟要付出多少成本。

AI教育下一階段需要處理的,或許不是工具的軍備競賽,而是建立一套更清楚的導入原則。

先診後藥(Problem before Product)


教育科技很容易陷入一種迷思,一套系統可以生成教案、整理簡報、批改作業、帶來學習洞察;另一套又增加行政管理、親師溝通或個人化學習。功能愈來愈多,學校也很容易從「我們有什麼問題」轉向「這套AI還可以幫我們做什麼」。

如果先從產品出發,學校可能不斷尋找使用場景;如果先從教育問題出發,則必須先回答:目前哪一個工作流程真的出了問題?AI介入之後,希望改善的是時間、品質、學習效果,還是教師負擔?要用什麼證據判斷改善真的發生?

AI教育應優先遵循Problem before Product,不是因為一項工作可以使用AI,就代表它必須使用AI。工具選擇之前,應該先完成問題定義。

可攜為先(Portability before Personalization)


AI教育另一個常見願景,是「個人化學習」。

理論上,學生累積的資料愈多,AI便愈能理解其學習歷程、能力差異與需要。不過,這個願景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前提:資料必須能夠持續累積,而且不同系統之間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互通。

問題是當不同科目、年級與學校採用不同AI系統,每一套系統都可能使用不同賬戶、資料格式與儲存方式。學校看似累積了大量數位資料,實際上卻可能形成一座又一座彼此分離的資料孤島。

這會產生一個弔詭:AI用得愈多,資料可能愈多;但資料愈多,卻未必愈能拼湊出完整的學習歷程。

換言之,在談個人化之前,應該先處理可攜性的問題。學生轉校時,資料能否帶走?學校更換系統時,過去數年的紀錄是否仍可使用?系統停止服務時,資料能否以通用格式保存?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,所謂「個人化學習」很可能只是特定系統內部的個人化,而不是學生真正可以持續擁有的學習歷程。

未思退 勿輕進(Exit before Entry)


AI系統真正的成本,往往不是第一年的採購價格。一套系統使用愈久,學校投入的便不只是授權費,還包括教師培訓、學生使用習慣、行政流程,以及多年累積的資料。當這些投入逐漸形成慣性,即使後來出現更合適的系統,更換系統也可能變得愈來愈困難,這即是教育科技最昂貴的「退出成本」。

這意味着,學校採購AI時,不應只問它今天具備什麼功能,也應該及早思考一些更重要的問題:資料可以完整匯出嗎?採用什麼格式?轉移到其他系統需要多少成本?停止服務後資料如何處理?不用這套工具之後,原有教學與行政流程還能不能運作?

換句話說,AI教育需要第三個原則:Exit before Entry。如果一套系統連如何退出也說不清楚,學校或許還沒有準備好讓它進入核心流程。這並不是反對長期使用某套系統,而是要求學校保留改變決策的能力。

AI成熟度也可用「選擇權」衡量


我們很容易用AI工具的數量衡量一所學校是否創新:教師用了多少工具、學生完成多少AI作品、有多少行政流程開始自動化。另一種AI成熟度可能更值得注意:學校在導入科技之後,還剩下多少選擇?

今天可以採用,明天也可以更換;資料可以累積,也可以帶走;科技可以改變工作流程,但學校不必因此永久依賴特定系統。

所以,AI教育真正需要建立的,未必只是更快的採用能力,而是更好的判斷與修正能力。教育界正在快速學習如何使用AI,真正的考驗也許不是再學一套新工具,而在於確保使用科技之後,我們仍然有能力改變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