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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專利到決策失效

很多人以為, 失敗是因為做錯決策

但真正的問題是:你還能不能改

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

AI教育下一課:學校還保有多少選擇?

本文獲邀刊載於「信報教育」(2026.08.12) 

資料來源:作者攝於新玉堂書局

近年來各地學校都在加速導入人工智能(AI),教師利用生成式AI製作教案、簡報,行政人員以AI處理會議紀錄,更有學校甚至把AI應用延伸到校務分析、課程規畫及學生自主學習。

如果幾年前的問題是「學校要不要使用AI」,那麼在AI進入教育現場後,這個問題已逐漸失去討論的意義。真正值得討論的反而是:當AI從偶爾使用的工具,逐步成為學校日常運作的一部分,我們是否也陷入另一種新的依賴?

問題未必出在AI本身,許多學校往往在工具快速增加之後,才開始思考系統之間是否互通、學生資料能否轉移,以及若未來想更換系統,究竟要付出多少成本。

AI教育下一階段需要處理的,或許不是工具的軍備競賽,而是建立一套更清楚的導入原則。

先診後藥(Problem before Product)


教育科技很容易陷入一種迷思,一套系統可以生成教案、整理簡報、批改作業、帶來學習洞察;另一套又增加行政管理、親師溝通或個人化學習。功能愈來愈多,學校也很容易從「我們有什麼問題」轉向「這套AI還可以幫我們做什麼」。

如果先從產品出發,學校可能不斷尋找使用場景;如果先從教育問題出發,則必須先回答:目前哪一個工作流程真的出了問題?AI介入之後,希望改善的是時間、品質、學習效果,還是教師負擔?要用什麼證據判斷改善真的發生?

AI教育應優先遵循Problem before Product,不是因為一項工作可以使用AI,就代表它必須使用AI。工具選擇之前,應該先完成問題定義。

可攜為先(Portability before Personalization)


AI教育另一個常見願景,是「個人化學習」。

理論上,學生累積的資料愈多,AI便愈能理解其學習歷程、能力差異與需要。不過,這個願景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前提:資料必須能夠持續累積,而且不同系統之間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互通。

問題是當不同科目、年級與學校採用不同AI系統,每一套系統都可能使用不同賬戶、資料格式與儲存方式。學校看似累積了大量數位資料,實際上卻可能形成一座又一座彼此分離的資料孤島。

這會產生一個弔詭:AI用得愈多,資料可能愈多;但資料愈多,卻未必愈能拼湊出完整的學習歷程。

換言之,在談個人化之前,應該先處理可攜性的問題。學生轉校時,資料能否帶走?學校更換系統時,過去數年的紀錄是否仍可使用?系統停止服務時,資料能否以通用格式保存?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,所謂「個人化學習」很可能只是特定系統內部的個人化,而不是學生真正可以持續擁有的學習歷程。

未思退 勿輕進(Exit before Entry)


AI系統真正的成本,往往不是第一年的採購價格。一套系統使用愈久,學校投入的便不只是授權費,還包括教師培訓、學生使用習慣、行政流程,以及多年累積的資料。當這些投入逐漸形成慣性,即使後來出現更合適的系統,更換系統也可能變得愈來愈困難,這即是教育科技最昂貴的「退出成本」。

這意味着,學校採購AI時,不應只問它今天具備什麼功能,也應該及早思考一些更重要的問題:資料可以完整匯出嗎?採用什麼格式?轉移到其他系統需要多少成本?停止服務後資料如何處理?不用這套工具之後,原有教學與行政流程還能不能運作?

換句話說,AI教育需要第三個原則:Exit before Entry。如果一套系統連如何退出也說不清楚,學校或許還沒有準備好讓它進入核心流程。這並不是反對長期使用某套系統,而是要求學校保留改變決策的能力。

AI成熟度也可用「選擇權」衡量


我們很容易用AI工具的數量衡量一所學校是否創新:教師用了多少工具、學生完成多少AI作品、有多少行政流程開始自動化。另一種AI成熟度可能更值得注意:學校在導入科技之後,還剩下多少選擇?

今天可以採用,明天也可以更換;資料可以累積,也可以帶走;科技可以改變工作流程,但學校不必因此永久依賴特定系統。

所以,AI教育真正需要建立的,未必只是更快的採用能力,而是更好的判斷與修正能力。
教育界正在快速學習如何使用AI,真正的考驗也許不是再學一套新工具,而在於確保使用科技之後,我們仍然有能力改變方向。

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

流程都run了,組織為何還是不敏捷?

資料來源:Scrum.org

每週開始前,團隊把工作排得整整齊齊;每天早上,所有人輪流報告進度;隔一段時間,再展示成果、檢討問題。白板上貼滿任務,會議一場也沒少,主管看起來也隨時掌握進度。

奇怪的是,產品依舊延遲交付,使用者反映的問題仍然沒解決;遇到意外,團隊第一個反應仍是等待主管指示。

這正是《殭屍Scrum生存指南》所描述的情境:一套原本要讓團隊先做一小步、取得回饋,再自行修正方向的工作方法,最後只剩下會議、表格與固定動作。外表還在活動,內部的學習能力卻已奄奄一息。

當開會變成「證明有做事」


流程原本是為了讓問題早點浮現,最後卻被用來證明大家都有做事。

每天的短會,本來應該協調障礙、互相支援,後來變成逐一向主管報告;成果展示,本來應該邀請使用者檢驗方向,後來只剩製作精美的進度簡報;檢討會本來應該追問工作方式哪裡出了問題,最後卻只敢討論「下次準時一點」之類無傷大雅的小事。

每場會議都如期開完了,真正困難的問題卻沒有進入決策。

組織想要敏捷,管理者卻想要確定


所謂敏捷,不是把人催得更快,而是發現方向錯誤時,能更快調整決定。

但許多組織導入新方法時,仍捨不得放下舊有的控制習慣:工作最好事先全部排定,進度最好能精確預測,重要判斷仍由上級牢牢掌握。團隊可以自行決定先做甲或先做乙,卻不能質疑甲乙是否都不值得做;可以討論如何如期交差,卻不能追問交出去的東西,究竟解決了誰的問題。

組織接受了敏捷的外表,卻拒絕它真正的要求:承認原先的判斷可能錯誤,讓第一線根據新證據調整方向,容許小規模試錯。

流程愈完整,問題反而愈安全


殭屍化最危險之處,不是大家看不見問題,而是組織擁有一套完整流程,可以不斷證明「問題已經處理過了」。會議開過、紀錄留下、責任分派,於是所有人都能安心回到原來的做法。

判斷一個團隊是否敏捷,不必先盤點開了多少會。只要問三件事:最近一次使用者回饋,改變了哪個決定?第一線發現問題時,有多少事情不必等待批准?上次檢討之後,究竟試了哪一項不同的做法?

如果答案都是「沒有」,流程再完整,也只是把僵化管理包裝得更現代。

真正的敏捷,是縮短「發現錯誤」到「改變決定」之間的距離。流程若不能讓壞消息進入決策,就不再是修正工具,而是拒絕修正的保護殼。

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

那棟樓開始都更了

資料來源:作者攝於台塑大樓舊址

這幾天經過台北長庚附近,台塑大樓已被白色圍籬整個圈起,起重機從裡面伸出長臂,在七月湛藍的天空下緩緩移動。我站在圍籬外拍了一張照片。據說,曾經的首富王永慶以前就住在頂樓。

2012年的7月16日,我正式在這棟樓開啟自己的專利職涯。當時這裡是業界口中的「敦北大所」,整層樓充滿西裝筆挺的法律專業人士、格式講究的文件與一絲不苟的流程,連空氣都自帶規矩。

我記得事務所五十週年慶在台大體育館舉辦,所長騎著獨輪車出場,滿場歡呼。一個人能在幾千名觀眾前騎獨輪車,靠的不只是平衡感,而是日復一日的練習與執著。那一刻,我看見專業與頑童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。

在那棟樓裡,除了平日朝九晚五的工作,也習慣下班繞去法蘭司,買一個剛出爐的炸彈奶酥。熱騰騰、香噴噴地捧在手上,走去捷運站,那幾乎是一天中最像自己的時刻。上班的我在一套嚴密的體系工作,下班的我,對於未來的走向仍感到混沌未知。旁邊的茹絲葵偶有合夥人招待客戶,牛排上桌時滋滋作響,是我第一次見識到「大人世界」的聲音。

後來事務所搬到東區的新大樓,我也在隨後離開了專利行業。而現在,連這棟樓本身,也正式走到拆除重建的時刻。

站在圍籬外,我想到「都更」這個詞其實很誠實。它不假裝舊的沒有價值,只是承認同一塊地,需要長出不一樣的東西。樓是這樣,行業是這樣,人也是這樣。

十四年過去了,地基還在。那棟樓教給我的嚴謹、對制度的敏感、把複雜事情講清楚的執念,全都還在,只是上面蓋的東西不一樣了。

有時候,拆除是一塊地對自己最誠實的表白。大樓拆得掉,那十四年前的記憶拆不掉。起點的意義,原來不是讓你永遠留在那裡,而是它給過你的東西,會跟著你去任何地方。

圍籬裡的起重機日夜運轉著,我知道以後這裡會站起一棟新的樓,用新的名字,裝進新的人。曾在裡面走動過的我們,也各自帶著那棟樓留下的底色,在城市不同的角落,繼續蓋自己的房子。

謝謝那棟樓,也謝謝2012年7月16日,那個什麼都不懂、卻願意推門而入的年輕人。